叶永刚：控制风险基础上实现跨越式发展
我们从全球的经济增长、全球的通货膨胀、全球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还有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四个方面来进行分析，从全球的经济增长来看，全球经济正处于复苏的阶段，呈现出恢复性增长的态势，但其经济增长速度一再放缓。在金融方面，金融渠道的传导主要是通过金融市场完成。在大宗商品方面，为应对危机，主要发达经济体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令市场堆积大量流动性。由于实体经济的复苏需要一定的时间，流动性短暂的过剩，使得资金进入大宗商品市场，引发了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总的来说，欧债危机通过贸易和金融渠道对我国产生了冲击，特别是基于金融市场的冲击较为明显。但由于中国在经济结构调整上的努力和中国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等因素影响，因此欧债危机对我国经济影响有限。
全球宏观金融风险呈下降趋势。从部门结构来看，金融风险大小依次为公共部门、金融部门、企业部门和家户部门。在公共部门中，风险主要集中于财政部门。从国别来看，发达国家风险大于发展中国家。欧元区国家金融风险比较突出，表现为金融规模持续萎缩和财政负债率上升。通过比较不同国家金融体系受冲击和恢复情况可以看到，市场化程度高的金融体系自我修复能力较强，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受冲击较小，但影响持续时间较长。
公共部门风险主要集中于财政部门。从金融部门来看，欧元区国家金融部门风险较为突出。从企业部门来看，企业部门对银行体系传递的风险有限。在企业部门风险向银行体系的传递方面，不良贷款率是重要的衡量指标。从“2007-2010年主要国家和地区银行不良贷款和准备金比例”表中可以看到，除意大利外，主要国家不良贷款率虽然在2009年有较大幅度上升，但在整体水平上不高，反映出企业部门对银行体系传递的风险有限，另一方面也说明银行业对信贷风险管理和控制效果较好。家户部门清偿力风险不大。
风险传导导致欧洲系统性风险不断上升，自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风险通过金融渠道向欧洲传递，欧洲金融部门率先受到影响，而欧洲国家政府主要采取宽松财政政策，对受到危机冲击的部门采取救助措施，这时候风险就向公共部门传递并累积。欧洲主权债务的爆发，使得欧洲公共部门风险暴露。由于北美两国都属于消费型国家，家户部门居民消费占GDP比重较高，能为美洲经济复苏提供动力，因此需对美洲家户部门予以关注。亚洲宏观金融风险以企业部门为例，亚洲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增长，成为了全球经济复苏中的亮点。
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关键词是“复杂”。一方面在延续经济形势起步回升的良好势头，另一方面又要积极防范经济过热的潜在风险，使得中国经济发展仍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目前全国整体风险未明显上升，但需关注局部风险。中国平稳度过危机，每年仍保持8%经济增速。同时，上市金融部门的风险状况基本在可控范围内，金融业在稳健经营下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长趋势。
我国公共部门资产负债率走低，而地方公共部门债务水平较高。房市低迷使得居民信贷（主要是住房消费贷款）降温，家户部门负债减速。资产长期化、负债短期化趋势造成上市银行业流动比率偏低。整体而言，上市银行业流动比率偏低，未来这种失衡趋势将继续持续下去，银行业尤其是商业银行应当加强主动负债管理，优化利率期限结构，有效降低中长期贷款比例。企业部门违约距离回升，风险水平下降，整体复苏稳健。
从四大区域角度分析宏观金融风险。地方政府刺激计划推出，区域财政风险整体上升。东部家户部门消费贷款占比高于其它地区，风险水平相对较高。企业部门风险由东部向中部转移，基于市场价值的资本结构错配风险中部高于其它地区。区域金融部门贷款长期化趋势明显，西部期限错配风险尤其突出。
从分析中看到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不仅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机遇与挑战，而且给中国的经济学金融学科的发展同样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因此我国应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金融学科，指导中国的实践，并引领全球的经济发展。不能一味的跟在西方的宏观经济学后面走，中国应该把宏微观金融打通，把金融和经济结合起来，把存量和流量结合起来，把政府支持与企业本身发展、市场发展统一起来。发达国家正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风险，我国应该以人民币的国际化为导向，推动金融体系“外向化”进程。由于全球的金融风险主要在公共部门的硬约束不够，因此我国应加强地方财政与债务约束，防范公共部门风险，特别是地方政府财政方面的风险。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应当完善金融体系风险管理制度建设。主要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心化”，以及随着美国的量化宽松和全世界主要国家的通货膨胀措施的进行，应当将金融发展与产业相结合，推动产业转型与升级。通过对全球金融的总体态势和中国的实践的了解，因此要在控制风险的基础上，以金融去驱动经济的发展，实现中国经济跨越式发展。
杨再平：欧债危机对我国影响深远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际金融风险对我国经济金融影响愈发直接。2008年以来，危机并没有结束，而是一个继续危机的过程。次贷危机之后是欧债危机，欧债危机之后是美国的“财政悬崖”，欧元危机并未爆发。这些危机背后都有很深层次的国际经济金融的背景，并非一次性影响所造成。次贷危机的根源是国际金融体系、货币体系的特里芬悖论。美元一方面有大量的贸易逆差，另一方面作为世界货币币值要稳定，不能有大量逆差。这种矛盾造成全世界的资源去买美元资产，造成美国人必须去消费世界。全世界的人吹起了美国的资产泡沫，一旦泡沫破灭就是全球性的海啸，这次危机也并未解决这个问题。美国的“财政悬崖”跟次贷危机有关，美国养成了消费世界，寅吃卯粮的习惯，财政上入不敷出。欧债危机的背后是过度福利。过度福利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刚性，工资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和过度福利。我觉得欧债危机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两点。希腊还没有达到这种条件就实现过度福利。这些危机并非一时半载能够解决。我们应该有长远的观点，国际危机并没有结束，根本问题也没有因为这次危机得到解决。
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有五点。第一，贸易。财政悬崖如果是悬崖的话，经济增长会下降四个点，对我国的影响不言而喻。第二，贸易有关企业的信用风险。贸易减少已经显现，我国今年到第三季度的贸易增长7.4%，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6%多。第三，外商直接投资。今年已经负增长三个百分点，导致金融动荡，热钱流速增快，造成资产膨胀或者收缩。最后，我国持有大量的官方外汇储备，现在是3.29万亿美元，呈现出巨大的风险暴露。
我国应反思“外向型”发展模式。该模式导致换汇成本提高。另外，还有持汇成本、资源成本、环境成本也很高。其次，外汇摩擦严重，美国提出“再平衡”压力较大。我国采取的过度外向型是不可持续的，在一定阶段需要外向型，但现在需要反思。面对国际经济金融危机，需要调整经济发展战略，过度外向型模式需要改变，提出转向开放性的内向型发展，经济金融全球化是不可回避。综上，我国应坚持开放，同时重视提升内需。
宗良：中国银行业风险与中国经济发展紧密联系
此次风险报告主题深刻，研究全球金融风险问题是关键，谈到风险就涉及到全球风险出现区域，全球风险如何解决，风险有谁买单等基本问题。报告对整体和区域都做了详细的分析，尤其是区域分析意义重大，一般报告中未按照区域来分，这为中国的风险状况画出了蓝图，东部从南到北，中国经济发展转向内需调整，具有极强现实意义。
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减速带来了风险。美国的债务16万亿美元以上，日本的债务与GDP的比高于200%，欧债陷入主权债务危机。发达国家本应是最富的国家，现在是发达国家风险向发展中国家传递。债务危机过程中，本来发生在美国，反而导致欧洲日本不景气。全球各个国家由于特点不同，解决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希腊必须采取财政紧缩。美国还是采取量化宽松，通过扩张使经济出现好转。实际上，核心因素是美元。因为现阶段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美国才能发货币，实现量化宽松，其余国家被迫进行艰难的结构调整。发达国家量化宽松的政策是让全世界人买单。从格林斯潘的调整利率调整到现在的量化宽松。全世界为美国的金融危机买了单，或者说至少部分买了单。
中国风险主要表现于以下方面：1、政府债务，显性加上隐形的到底有多高。国债占比、养老金缺口、政策性银行金融债份额、地方融资等合在一块，根据不同性质进行区分，整合成一个综合系数，变成国家总的债务负担。2、中国的银行业。中国的银行业代表整个金融系统重要的一部分。3、社会融资体系含多大风险。可以看出所谓改革就是如何将我们的金融体系在这个新的环境下理顺，能够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十八大中提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促进实体经济稳定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
中国经济整体过去几十年发展很快，下一步还能否持续。十八大目标：2020年在2010年基础上国民收入翻一番。怎么去调整结构是一个关键性问题。第一块：工业结构。中国工业几十年来初步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缺乏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希望在未来形成50-100家全球竞争力的大公司，包括中国几大特殊技术的电网、航天、高铁、信息。其次就是需要打造顶级的少数中小企业公司。第二块：城镇化加基础设施。
中国银行业的风险与中国经济的发展联系紧密。中国经济发展良好，则银行业相应也平稳发展。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对未来至关重要。在此过程中，涉及到社会总量和银行发展问题。银行体系作用不断减小，证券、信托发展规模不断扩大，信托现在有7万亿资产，但也孕育了一定的风险，未来需要控制速度适当发展。另一个是关于民间借贷，高利贷是没有前景的，鼓励民间借贷阳光化、规范化，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获取合理的利润，一般而言4倍左右利润率较为合理。另外，人们比较关注的理财的问题，与信托有一定关联，也存在一定风险，未来需要从监管层面上、从投资者层面上、银行层面上都采取措施保持这个市场的平稳发展，它毕竟是作为中国市场的重大创新，未来在监管到位的基础上保持平稳发展。
陈东升：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与监管
人寿保险公司风险管理的核心是资产负债匹配，一是结构匹配，二是长短匹配。中国的保险公司大概的久期是六年到八年；美国发行国债为三十年期、五十年期。国债是整个金融体系定价的基准。财政部也是企业，也要讲效率，财政部发债时和市场买家谈判激烈异常。但我国并没有类似的国债体系，中国保险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长短期不配。因此长短相配是一个理想状态，是一个理论状态，可能永远不存在，需要不断的调整。所以保险公司最本质的风险是资产负债匹配、结构匹配和长短匹配。
保险公司监管是偿付能力监管。全世界的保险公司都是偿付能力监管。中国的保险业监管有自己的特色，叫三大监管体系，偿还能力监管、市场监管、治理结构监管。泰康人寿开董事会、股东会，保监会是要派处长来的，所以我们的薪酬、所有材料都是要报给保监会的。
所谓巴塞尔协议、欧洲第二偿付能力监管、美国偿付能力监管，就是杠杆率和杠杆化。银行业百分之十二的充足率也就是一块钱做八块钱的生意，银行一块钱只能贷八块钱出去，这就是杠杆率。偿付能力监管，保险公司中称为准备金，一百块的钱大概收取5%的费用，包括佣金、管理用和再保险费。剩下的是95元为净保费，即纯负债。所以保险业的杠杆率为25倍，高于银行，而且可投资到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当中去。金融业最本质的是杠杆率。银行是一个支付业务，保险是一个消费业务。
人寿保险即三点，发生意外事件，遵循大数定律，所有保险业需要生命表。生命表是民族的平均死亡率。按照平均死亡率来进行定价，按照死亡率定高了，就亏了，定低了，就赚了。第二条是养老和医疗。医疗是大数定律，养老纯粹是帮你存钱。所以人寿保险的本质是资产负债匹配，偿付能力问题。此外，退保问题也是风险。前面卖了大量的银行保险，因为股市不好，给保户的回报赶不上同期的银行存款利率，大量退保。退保的风险实质上就是资产负债匹配的风险。另外还有宣传事件风险、重大灾害风险。重大灾害风险在财产保险中非常重要。我们有一张风险地图。泰康人寿有8000万客户，要看客户的区域分布，要和地震、核电站等匹配起来。万一发生核事故大概要花多少钱，万一发生地震大概需要花多少钱。
毛振华：债务风险应引起足够重视
中国需要关注金融风险。在早期计划经济时代，整个经济的货币化不够，金融体系发展不充分，市场经济在初级阶段货币化没有达到足够高度，加上我国自身体系封闭，当时我国金融风险并不明显。但现在我国金融风险突出，且金融本质即经营风险，金融业中涉及金融分析和金融管理。
从现在的经济体系来看，现在金融风险的核心是债务风险。金融是依赖负债和投资相结合的转化，或者为它服务，或者直接承担风险或投资；从金融风险来判断，首先是来自债务风险，债务风险的研究非常重要；债务风险本身是由负债主体、经营债务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构成，我国目前对债务风险的研究还很不够。中国银监会成立后，对中国银行业金融风险的管制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的银行体系金融风险控制水平有较大提高。另一方面为资本市场，资本市场风险在扩大，但股票在资本市场里面已不是主要风险品种，风险品种是债券。对中国而言，银行间市场的规模10万亿，债券风险研究并不够。债券风险的核心是固定收益的定价风险，若债券出现风险，整个金融体系就会出现风险。我国对于银行间市场的监控和管理缺失，缺乏统一的管理。债券市场的风险在日益累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较为严重。金融风险既是风险的爆破点，也是基础，传统的金融仅为维持经济活动的货币，现在可成为生产金融工具，生产金融产品的部门，金融体系内部在交易。所以金融风险不仅面临简单的债务风险，还有交易风险。
金融风险的分析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紧迫的话题，因为在过去30年经历了一个单边上扬的经济周期，单边上扬的时候所有的风险都是小的，但是如果进入单边下行的时候，那风险将会扩大。中国现在处于波动期，波动期内投资、金融、商业活动等风险均较大，单边下行的时候，恐惧可以防范，但处于波动期，金融就是对人们欲望的管制。中国已经结束了单边上扬，进入到了一个波动期，波动期对我们的经济体系是一个考验，如果金融风险的理论、工具研究透彻成功的走出了波动期，我们就会迎来一个新的上涨期。所以在金融风险研究中，领域较广，也希望我们更多的同事一起来研究金融风险，一起来关注金融风险，能够把这个领域研究透，对中国、全球经济的认识很有一个更扎实的基础。理论上，首先研究金融体系的风险，弄清楚债务风险和交易风险的演化过程，最后研究实体经济、宏观经济，才能对整个社会，整个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起到更好的研究和参考的价值。
左小蕾：“影子银行”风险逐渐暴露
风险正在逼近我们，但是我们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自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以后，从主流的报刊杂志上、每年的两会报告上、官方的文件中看到三句话，其中一句话是“风险不断加大”。它确实是在警示风险，在这样范式里，美国的金融危机带来了全球的经济下行的风险。国内的风险已经开始积累，我们受到过两次危机的冲击，一次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一次是2008年危机，但是这两次危机都是别人的危机对我国产生冲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并未发生因为自己的风险引发的危机，虽然我国金融服务水平不高，但是风险值得警示。我国风险主要出现在四方面：一是房地产的风险，二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其次是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隐性的风险，最后是“影子银行”的风险。
什么是“影子银行”？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投资董事Paul mcculley在2007年美联储的一次会议首次提出这样一个形象的名词。它指的是投资银行、对冲基金、保险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做了银行信贷媒介的职能。他认为，正是由于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将住房贷款证券化，结构化、导致了信用的无限扩张，最后引发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但中国的“影子银行”就比较复杂，将所有非银行金融机构从事的银行媒介活动涵盖于“影子银行”或者“影子银行”系统中，其中包括了银行体系外的中介活动，银信合作理财，属于表外资产没有受到严格监管，具体表现为地下钱庄，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民间金融，私募基金，对冲基金，阳光私募，投资公司，包括网上P2P（人人贷），包括阿里巴巴的阿里贷。“影子银行”的风险第一是系统性风险；第二，最大的风险是无法衡量风险程度；第三，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效果可能会被削弱。目前的解决方式可能是全面禁止“影子银行”。
曹远征：金融脱媒为资本市场发展提供契机
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两年中间，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也带动中国经济发生深刻的变化。我国目前发展方向是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实体经济发展。
利率市场化的最早提出是1993年，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间就提出了利率市场化，以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为调控核心，由市场资金供求决定各种资金水平，市场利率体系和市场利率管理体系。十八大大再次重申了这个目标，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若从这个角度来看，利率市场化是指，任何一个利率水平是由三种部分构成，传统认为的时间价值，就是期限，再加上风险溢价，再加上运营成本或资金成本。从利率市场化改革来讲，有两个核心，竞争性的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的适度定价。竞争性的金融市场加上金融机构的适度定价会出现三个问题，一是利率水平的变动，二是风险的释放，三是风险定价。风险释放与定价是通过产品来实现的，任何一个产品都是风险合约，金融产品的创新。
我国目前遭遇的经济下滑不能单纯的用宏观经济周期来解释。如果从宏观经济周期来看，这轮经济下滑应该在今年1季度结束，所有的指标也显示在第一季度结束，一季度后环比指标开始抬头，二季度环比继续抬头，环比一般领先于同比一个季度。但环比在两次领先的前提下同比还在向下，因此这并非周期性因素，而是存在结构性问题。中国经济和过去三十年相比，很多经济增长条件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变化可以说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世界经济在减速，很有可能会长期低迷，意味着中国出口导向性经济大概是难以维持。第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预示着低成本的制造业竞争优势正在受到削弱，其实这也是不争的事实。第三，人口的老龄化步伐加快。人口老龄化意味着抚养成本上升，储蓄下降。第四，资源对能源的约束在日益加强。因此研究金融体系的风险，债务风险和交易风险，以及实体经济和宏观经济的风险，对整个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起到更好的研究和参考的价值。
中国经济增长正在经历一个新阶段，金融上也会呈现出新的特征。一是经济增长由供给推动转向需求拉动，那么宏观经济政策是发展经济、保证供给、提高投资、提高产能转向培育需求，创造市场。与结构转变相关的是产业结构改变，从工业为主导转向服务业为主导。促进经济增长的引擎不在是投资，更多依赖消费，消费更多依赖消费收入的提高。
在新阶段金融形势出现新变化。从国际经验来看，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企业资产负债表的巩固需求开始出现。其次，中国进入中等收入社会后，居民的风险态度也会发生变化，改变过去经济生活中主要是存款的方式。存款是放弃当前消费来换取未来消费的行为，这种行为的代价就是利息，所以利息被认为是时间成本的价值。进入中等收入社会后可以发现，消费来源都有了，但是随着收入提高，除了支持长期消费之外，还有多余资金，投资行为顺应而生。投资行为风险更加明显，在同等风险前提下追求最高回报，或者是在同等回报下追求最低风险。因此出现承担风险的高收益的产品，即存贷产品理财化，“影子银行”问题也逐渐暴露。在资本市场放开，利率市场化加速的期间，金融脱媒出现。
“影子银行”需要规范，但朝什么方向规范，现在的要求是要重新回到资产负债表。但从化解系统性风险来讲，如把表外的理财业务归为资产负债表中去，意味着银行的资本金还需要大幅增加。如这个方向做不到，则只有资产证券化，理财产品正在变成市场可流通的产品，通过的市场的买卖来对冲风险，把市场风险分散在市场的参与者头上。从这个意义上看，金融脱媒恰恰为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这个市场的发展不是大家传统意义上认为是股本市场的发展，而更重要的是固定收入市场的发展。而固定收入市场的发展是多种产品，多种风险合约同时在市场上进行流通、进行买卖，在对冲中化解风险。金融市场、金融脱媒的出现，其风险管理、处置及定价能力变成其核心的竞争力。这是中国金融质量提高的内在的要求，也是质量提高的外在表现。
（张培根据2012年12月29日“2012年中国与全球金融风险论坛暨《中国与全球金融风险报告(2012)》发布会”发言整理）
